诸葛亮的家风以治性报国为重点内容。

家风的培养与文明、文化发展的进程是分不开的。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蜀地特色文化浸润的四川先贤在持家治家方面充满智慧，经历了漫长的酝酿与发展，四川地区形成的家风不仅带有中华传统家风的共性，还在一些历史事件、人物的影响下，呈现出地方特色。

走向明朗

公元前314年，已被秦灭两年的蜀地依然有强大的地方势力在进行反抗，秦惠王便“移秦民万家实之”，打算通过大量移民的方式加强对巴蜀的控制。此后，在秦的统一过程中，不断有六国的居民、贵族、豪强、大贾入蜀。移民之举或是为开发当地经济、充实当地劳动力的政策性移民，或是中央政权为削减豪强势力的政治性移民，但都在客观上有力推动了四川文明开化进程，推进了巴蜀与中原的交融，也丰富了四川地区家庭的形式，深化了家族概念，为大家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随后，汉朝历代统治者也十分重视西南的开发，从各方面有力地推动了四川文化的发展进程。而在这段时期，蜀地有两个人在宏观层面对四川家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四川家风的发展，也从迷雾中渐渐走向了明朗。

汉景帝时期，文翁为蜀郡守，在成都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择子弟，育文风，巴蜀文化自此焕然一新。官学的建立大大改变了蜀地的文化状况，巴蜀之地一度出现“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的盛况，更涌现出了诸如司马相如、扬雄、王褒这样的辞赋大家和文学之士。班固在著《汉书》时感慨，“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可见文翁兴学对巴蜀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正是因为在文化的涵养下，记家训、立家风逐渐蔚然成风。

而不久后的汉武帝元封年间，一名来自巴郡阆中的天文学家应汉武帝征召，进京修历，在实测的基础上，考订历代重大的天文数据，改革了不合理的岁首制度，制定出了《太初历》。《太初历》意义在于，首次将二十四节气编入，并确立了“以孟春正月为岁首”的历法制度，即将孟春正月作为一年的开始，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以十二月底为岁终，使农事与四季的顺序相吻合。此举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也使得民间开始将正月初一称为“元旦”“新年”，也随之有了“春节”“过年”的说法，并一直沿用至今。落下闳也因此在一些地方被称为“春节老人”。

春节，可以说是中国人齐家团聚的最重要的日子，也是长辈对晚辈耳提面命的绝佳时机。在凝聚家庭家族、树立优良家风、传承家规家训方面，春节无疑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当汉朝走向破碎，蜀地家风在某种程度上迎来一个质变的发展。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蜀汉政权。在名相诸葛亮的治理下，蜀汉国力一度强盛。在这一历史时期里，四川地区的家风家训深受蜀汉君臣关系影响，在家国、修身等方面有了进一步阐释，也更具深度和广度。刘备给刘禅留下了“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的家训；诸葛亮在《诫外甥书》中说，“志当存高远，慕先贤”；向朗留《遗言诫子》，告诉儿子，“天地和则万物生，君臣和则国家平，九族和则动得所求、静得所安”……

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建立、完善与成熟，以学问入仕成为古代读书人出人头地的重要方式。加上唐朝帝王数次避难于蜀，大量士人随之入蜀，极大地促进了蜀地文化的发展。此时，蜀地先贤多以诗歌的形式留下家训，劝诫家中晚辈应当努力读书，入仕则建业，在野则修身。

继承与突破

宋元时期是四川家风发展的繁荣期，这一时期为数众多的大家族的出现，为家风的发展传承奠定了基础。有文献记载，此时“西川四路乡村，民多大姓”，如眉山苏氏、双流宋氏、华阳范氏、井研李氏、绵竹张氏、安岳冯氏等。

大家族对家风更为看重，在家训内容上也不断完善，涵盖了修身、耕读、忠孝等方面。眉州彭山的文人吕陶就曾记载，“眉阳士人之盛甲两蜀，盖耆儒宿学，能以德行道义，励风俗，训子孙，使人人有所宗仰而趋于善”。

这些大家族往往重视文化、重视对子孙的教育，如眉山苏氏培养出著名的“三苏”。苏洵认为，读书“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这一点苏轼与之有相同的观念。当苏轼长子苏迈被任命为饶州德兴县尉时，苏轼赠其一块砚，刻有铭曰：“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他勉励苏迈要勤于学习、常思进取，要常思给予、心怀仁念。

苏家重科举但并不唯科举。与为科举而读书的功利性相比，他们始终强调读书的目的在于“治气养心，无恶于身”。如果政治抱负不能实现，也不能消极处世，而是尽自己所能，著书立说，为世人有所贡献。

而华阳范氏在家庭教育上的特点是以史学传家。范氏家族四代人中，先后有范镇、范祖禹、范冲、范仲艺在史馆任职，其中范镇、范祖禹、范冲先后纂修《仁宗实录》《新唐书》《神宗实录》《唐鉴》等书，留下了“三范修史”的佳话，体现了深厚家学的良好传承。

元明以来，四川故族几乎荡然无存，来自楚、闽、湘、粤等地的移民纷纷入川，长期而庞大的移民潮给四川家族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也使得家风家训在继承以往历史时期的特点外，还产生了新的特点。坚韧、自强等精神品质也以家风家训为载体，代代相承。明代四川家风中的典型，是新都杨氏家风。新都杨氏隆盛百年，不断完善以“四足”“四重”为核心的家风，对杨氏族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培养出杨廷和、杨慎等杰出人物，留下了“一门七进士，宰相状元家”的赞誉。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湖广填四川”移民潮的兴起，无数客家人来到四川这片土地上，贡献着他们的劳动以及智慧。客家人在家风传承上有其自身的特点，成为四川家风中颇具特色且亮眼的一页。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是客家人，其祖先随“湖广填四川”移民潮来到四川富顺。祖父刘祖湖嫉恶如仇，严谨的家风对晚辈影响极深；伯父刘宗汇心怀大志，常用祖先的故事教导刘光第，使其“益知厉志向学”“思欲为世有用，显扬先人”。在晚清摇摇欲坠之时，刘光第见“国势艰危，中外积弊”，力推变法，最后慷慨就义，无愧于“思欲为世有用”的家风。

当历史的书页被翻至近现代，传统四川家风突破了藩篱，迎来了洗礼与变革。无论是朱德、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还是李劼人、艾芜、巴金等文化名人的学者家风，都在承继优秀家风传统的同时，呈现出带有时代特征的新面貌。

在悠久漫长的岁月中，蜀地先贤的家风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今，我们感悟他们对家国的深情，汲取他们为人处世的经验，定会有所收获，更好地审视当下、展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