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山，是陕北的一个小村庄！

榆林市，绥德县，枣林坪镇，钱山村，村里的山峁一座连着一座，峁上的人家一户挨着一户。庄稼人的日子劳苦，土疙瘩林里刨光景，汗水流到脚后跟……陕北“90后”剧作家杨智国创作的文艺作品，多是关乎这片土地，关乎这片土地上的乡亲们，剧本里的一段台词、电影中的一帧画面，全都凝聚着他对故乡的回望和关照！

2023年11月初，我走进了编剧、导演杨智国的办公室，入门后，一排列有1500册的书架立于一面墙上，满满当当。书架上的一个个小格子里卧着书、荣誉证、奖杯，它们很安静，它们却也丰盈起了主人的精神世界。杨智国坐在办公桌前，桌上的一角即为茶桌，桌旗、紫砂壶、匀杯一一摆放着，煮水器“丝丝”地响，煮水的声音和他深情的讲述掺杂在一起，水声翻滚，他的故事也是……

（望山)

杨智国是绥德汉！

《艰难不过庄稼汉》是杨智国小时候就喜欢的一首歌曲，一个小孩子，竟然喜好听劳动歌？别人不解！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出身不一样、生活环境不一样、感知和理解生命的方式也不一样。一个人的根在哪里，他的情就在哪里。杨智国的根在榆林市绥德县一个叫“钱山”的小山村，村庄的名字虽带着一个“钱”字，可真实的它却是贫瘠的、是带着苦难的。杨智国知道庄稼人的愁苦。在杨智国的记忆中，父辈们在山头扛着䦆头，一䦆一䦆地刨，汗水直流。看得他想掉眼泪！母亲说他，“你看这受罪不？你要是不好好学习，长大了也是这命！”母亲识字不多，这激他的话让他怕、让他恼、让他疼。

钱山的山峁上有枣树，杨智国记得很清楚！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山西打工，山里头的营生只能母亲一个人担着，杨智国兄妹便成了母亲的帮手。“秋天，山里的枣树上挂满了红透了的枣子，枣杆一落，枣子啪啪啪地直往地上掉，掉在山洼上、沟渠里，有的甚至会掉进几米深的‘天窖’里，枣子落在哪儿，人就得跟着去哪儿把枣子捡回来，枣能卖钱。”这段苦涩的记忆，让杨智国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他还在钱山干农活的场景。陕北民歌中“红格丹丹的日头照山畔，艰难呀不过庄稼汉……”这样的歌词对杨智国而言不是歌词，而是真实的生活。那一眼望不到头儿的山峁啊，紧紧地裹住了杨智国，他当然不想被困在这里。想要走出山村，唯一的途径就是读书。

“读书能改变命运”，从小，杨智国就背着这一改变个体和家族命运的重担。“小时候，村里没有学校，翻几座山，过几条河，四五十分钟的路程后才能到位于邻村的小学，一天得跑四个来回。冬天时，早上头顶星星，晚上披戴月亮。”杨智国的求学记忆是苦涩的，甚至是一波三折的。2003年，“非典”时期，在山西打工的父亲回到了家。父亲一回家，杨智国没了学上。原因是，“你爸爸是从疫区回来的，万一你也被感染，那是会影响全校师生的健康安全。”学校的决定不容改变，这时，杨智国的母亲给校长跪下了！杨智国站在一旁，看着跪在地上的母亲，他怔在那里，连哭都不会了。二十年过去了，母亲的那一跪，杨智国依旧难忘。他想忘，可怎么可能忘记！自此之后，读书这件事情似乎不单单是杨智国个人的事，似乎还与母亲的尊严和期望有关。

人啊，总是会被童年的快乐所治愈，可同时也会被童年历经的艰苦所牵绊一生。杨智国看到的世界就是陕北大地的雄浑壮阔、父辈们对土地的勤恳奉献、春华秋实的岁时轮回、日出日落的山川烂漫，这些生命常态让他从小就对陕北大地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情怀。长大后，当这个生于山沟沟的人写下《那村、那社戏、那花旦》《双水村里枣花香》《红手印》《横山游击队》《道情》这些或散文或剧本的作品时，他终于清晰地知晓这片土地给予他的滋养。钱山，钱山以外的陕北大地，让他依恋，让他不住地回头望。

（歌山）

钱山，于杨智国而言，它不止于是一个熟悉的家，而是一种情感的蓄积地。人在长，岁月也拉长，一个生于村庄、长于村庄的人，决定用文字来表达他对陕北大地的感怀。

早些年，杨智国是做全职写作“枪手”，一年多后，他突然发觉：“这么写下去究竟有什么意义？除了能赚取稿费之外，似乎不能带给他任何快乐。”为故乡这片土地上璀璨夺目的文化遗产和感人肺腑的故事而记录，才是他内心深处对于文字的终极抵达。于是，他跑遍了榆林十二个县区，陕北大地的山、水、人、情都成了他笔端流淌出的文字。这次采风，让他更加深刻地体悟到了陕北大地的多彩文化。2019年，杨智国给自己压了一个担子——用文艺的力量让陕北文化走出去！

《双水村里枣花香》是杨智国创作的第一个剧本，他去了清涧县，采访了第一书记，写出了在国家精准脱贫大背景下，第一书记们呕心沥血为乡村付出的故事，写出了贫困户们思想观念从“被帮扶”到“要脱贫”的巨大转变，勾描出一个关于新时代里“扶贫扶志”的时代画像。同年6月10日，精准扶贫题材的电影《双水村里枣花香》在清涧县石嘴驿镇王家堡村举行开机仪式。“开机仪式上，当我看到崭新的摄像机掀开了‘红盖头’时，我的内心是翻滚的。”这是杨智国创作的第一本剧本，第一本将要被影视化的文字作品。开机仪式后，杨智国直奔路遥纪念馆，路遥先生“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精神给了他创作的力量，路遥文学中对陕北大地的无限抒情给了他创作的情怀。驻足于路遥的雕像前，他暗暗自语：继续往前走吧，不要回头！

之后，杨智国又分别创作了《横山游击队》《红手印》两个剧本，出品、制片、编剧并一手策划与推动电影《印痕》在清涧顺利开机。院线电影《横山游击队》已于今年上半年在全国公映，2023年12月8日，在电影《红手印》的首映仪式上，杨智国的致辞言简情真，他说：“希望这样感人的故事能带给更多人感动。”杨智国将一部电影的诞生比喻为一个生命的落地，“一个人的生命，十月怀胎就能让其诞生，可拍电影比孕育一个生命还要难。”一部电影的完成要经历策划、编剧、立项、拍摄、剪辑、送审、发行，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其“流产”或者是“难产”。2021年，杨智国成立了文艺影视工作室，对此，少有文化的父母并不支持——这是个“烧钱”的行业，咱们耍不起！可杨智国并不这么认为，“我不是耍，我是要把这当事业来做的。”让外界看到陕北文化，让陕北文化走出陕北，这是杨智国的理想。

文字于他而言，是传播陕北文化的载体，这是使命；而将文字化影视化，是他为传播故土的黄河文化、黄土文化、长城文化、红色文化打开的另一个窗口，这是他的理想。如他所说，用多种文艺展现的形式来实现为陕北而歌的愿景。

（恋山）

安家于榆林后，杨智国很少再回钱山村，这种弃离不代表背叛，恰恰是这样的分别让他更加体味到了故乡于他的意义。

“获得成功的时候，经历失败的时候，我都会回到我的老家瞧一瞧，一走进村口，心也就平静了。”杨智国将故乡对他的包容、接纳，故乡给他的抚慰、能量比喻为“涮肠”的作用——故乡能给你洗礼，能让你放下戒备，能让你寻得内心的安宁。关于故土的景、物、人，他有太多的表达欲望。个体对故土的爱，有些是熨帖的，有些又是沉重的。

对杨智国而言，故乡给他带来的是诉不完的情，而这些情感带着沉重的气息。杨智国时常想起外婆的命运：小时父母双亡，曾沿路乞讨过、中年丧夫、老年丧子，无常命运却没有打垮她，她依旧渴望生命，还在努力地活着。外婆的活着的方式，让杨智国总有想要创作的念头，《最后一个农民》便是他想为外婆书写的篇章，写亲人、写故土。念头只是念头，他久久不敢轻易动笔，因为这样的篇章记录的已经不只是一个人的历史，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文字究竟可以为我们带来怎样的力量？写出了百万字的杨智国有着自己的理解：文字可以让作者把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听闻过的，体悟过的人生通过文字的形式讲给读者，让读者在文字中抵达现实的人生，并给予非凡的力量。无论是文字，还是文字孵化出的其他形式的文艺作品，都是在给人传递价值观，告诉人们如何面对生活、如何面对生死。

“情怀”和“做事”是杨智国最喜欢的两个词，情怀是做事的思想底色，做事是活着最好证明。他坚持以文字为基石，建立更坚固而多样的文化城池，拓展做事的更多领域。他时常将“想为陕北做点事儿”作为自己是文艺工作者的目标，故乡滋养了他的心神，他想用一己之力给予反哺之情。钱山村、陕北大地是他的生命源泉，更是他的信仰之地。钱山是他的来处，哪里又会是他的归处？他没有准确答案，但是他为自己设计出一条清晰的路，创作出更多的散文、小说、剧本等作品，拍摄更多反映社会正能量与人情冷暖的影片，策划更多传统文化、礼乐文化与国风国潮的文化活动。

采访接近尾声，我问杨智国，“如今在文艺事业中做出一些贡献了，父母还反对你做这一行吗？”杨智国苦笑，反对声不那么强烈了，但是也不支持。今年，院线电影《红手印》上映时他的父母外出打工，错过了走进影院去观影的机会。这是杨智国的遗憾，我想，这一定他父母的遗憾。“下次见面时，我会和父母一起，在电脑上把这部电影看完的。”言语中，他对父母的感情是疼惜，是愧疚，是无以回报的恩情。他对父母的这种复杂情感，又何尝不是他对钱山村和对陕北大地的情愫呢！

唯有山，才能将人生引向更高的高处。陕北的山，像父辈的脊梁，背着这方土地上人们的悲喜人生。属于杨智国的山路，越走越宽阔了，他走上了山峁，走上了黄土地，在山峁上歌唱，在黄土地上歌唱，为陕北而歌。（辛杰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