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人不大喜欢被别人管，更没有管别人的欲望，但自我约束能力还算强，除了上学时喜欢做点小动作，长大后偷着看过几本“禁书”，无意间还偷听过几次“敌台”，“违法乱纪”的事基本没有做过，这不仅是因为自己胆子小，还因为骨子里感觉那样做就不对，我想这可能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双重成果。我的父母都是谨小慎微的普通百姓，他们的处事原则是“犯法的别干，犯病的别吃”——第一点不难理解，第二点却有些意味深长，没有一定的知识和阅历，你还真不知道所指者何。“老师当然不会让学生学坏，但在一个价值观紊乱的年代，他们的话绝不是金科玉言，如照单全收，倒容易被带到到阴沟里去。

是的，“有病的别吃”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让你提高防范意识，以免吃亏和上当。但我很多年没有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所以“亏”吃了不少，“当”也上了不少，虽然没有伤筋动骨，有些甚至连“皮外伤”也算不上，想起来也是蛮尴尬的。

前些年，每次回老家，只要碰到比我大几岁的表侄瑞亭，他就会笑眯眯地问我：“表叔，还记得高粱茬药火的事吗？”而我每一次的回答都是：“去你娘的！”原来，小时候，我经常跟着他上房爬树，捞鱼摸虾，有时也干点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帮助家里割草、拾粪、捡柴火等。有一次，我跟着他刨高粱茬，临回家时，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高粱茬药火，你千万别往家背。”既然“药火”，就像有些东西“药人”一样，那还了得？这样的东西背回家不但得不到褒奖，还得挨熊，我二话没说就把满筐高粱茬倒了。后来瑞亭每次见我都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不知所以，就问他笑从何来？他实在忍不住，便实话实说，并告诉我那筐高粱茬后来让他背回家烧了。有了这次教训，我后来和瑞亭在一起就有所防备，但防不胜防，后来还是上了他一次当。一天上午，我跟着他到村西渔场（后来的泰安市水产研究所）割草，走进大门有一溜小柏树，估计是绿化用的。瑞亭指着其中一棵对我说：“你摘一小把柏树枝儿用手一搓，然后把搓碎的枝儿往树上一扔，这棵树立刻就死。”他说的柏树枝儿就是柏树叶，因为它们没有杨树槐树的叶子大而明显，我们那里就叫枝儿。我当然不会轻易上他的当，就故作不屑地“哼”了一声。他见我不信，马上对我说：“你不信就算了，那我们赶紧去割草吧。”说着就走到了我的前头。见他这样，我反而疑惑了，心想他这次说的或许是真的吧？就算不是真的，搓把柏树枝儿对我也没什么损害，于是我就照他说的办了。正在我眼巴巴地等待奇迹发生的时候，瑞亭禁不住哈哈大笑。我知道又上了他的当，但因为没有失去什么，也就没太在意，没想到他指着我的手说：“表叔你闻闻味道怎样？”我把手放到鼻子上一闻，果然奇臭无比，而且手心焦黄，估计好几天都洗不干净。

连续两次被瑞亭“欺骗”不仅没有让我和他产生隔阂，反而让我们的关系更加亲密。孩子都喜欢和比自己大的孩子玩，因为“大孩子”力气大，心眼多，容易让“小孩子”产生敬畏。也正因此，每当他提起这两件童年趣事，我并无不悦，只是故作生气地骂他一句：“去你娘的！”他当然不敢回嘴，谁让他叫我“表叔”呢！

下面这件事也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发生的，但谈不上有趣。这天上午，我和一位同学去汶口采购站卖镇尺。这镇尺是铜的，听父亲说是爷爷年轻时练大仿用的，放到现在可能值几个钱，但在当时也就卖毛儿八角。我想用卖镇尺的钱到汶口新华书店买本刚上架的《煤城怒火》。此时正值文革后期，从这本书便能看出端倪，因为文中多次出现“死不改悔”等字眼，显然是受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影响，也看出作者用词的捉襟见肘。记得后来编辑《泰山文学》时，执行主编石锡波曾对我说，他和《煤城怒火》的作者向春很熟，是在济南开会时认识的，早知道我对这本书这么看重，他一定会在向春面前提一提。我说这本书属于“主题先行”的那种，当时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瘸子腿里拔将军”了。

尽管《煤城怒火》和它同期出版的绝大部分小说一样，存在很多硬伤甚至谬误，但毕竟打破了“一个作家八个戏”的窘境，是某种势力的妥协或者说让步，也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即将来临。从这个角度看，它们的出现也不是毫无意义。这当然是我现在的认识，而在当时，我不过是想看个“热闹”而已。

经过长长的明石桥，走进与我们村一河之隔的汶口西南门，刚好碰上一个和我们一样大的男孩儿。他看到我手里的镇尺，就问我们去干什么。我说我们去采购站。他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手中的镇尺，用不屑的口吻说，去采购站也卖不了几毛钱。他见我们不理他，又近前一步说，把这个东西卖给我吧，我给你们一块钱。我有点犹豫，和我一块来的同学却动心了，就劝我干脆卖给他。我想卖给他就卖给他吧，这样我们可以直接去新华书店。当我把镇尺递给那个男孩儿后，没想到他飞也似的跑了，一转眼就没了人影。我们知道被他骗了，但又无计可施，只能自认倒霉了。汶口男孩儿的这种行为和瑞亭的恶作剧有本质的区别，是货真价实的欺骗，所以到现在我仍然记得一清二楚。以后类似的亏还吃过不少，而且每一次都比汶口男孩儿对我的伤害都大，但积习难改，至今也没有找到预防和医治“犯病”的良方。

“犯病”的提醒没有记住，但“犯法”的警示却牢记在心，因为我毕竟还知道一二三四、东南西北。没有“犯法”并不是没有犯错，除了上学时喜欢做点小动作、长大后偷看过几本禁书、无意间偷听过几次“敌台”外，我还干过不少错事或者说坏事，这里仅举几例，你就会明白我其实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好人”。

最早干的错事或者说坏事还是和表侄瑞亭有关。这天上午，我照例跟他去割草，返回时，他说表叔你先把草背回家，然后到我家来解解馋。我知道他家并不比我家宽裕，不会有什么好吃的，又禁不住诱惑，还是匆匆忙忙地赶去了。大人都干活去了，家里只有瑞亭自己，此刻他正在厨房里烧大锅。我问他烧大锅干什么，他说你不用管，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我觉得这次可能有戏，就到厨房外面等。过了大约二十分钟，他说表叔你进来吧。进了厨房，我见满屋蒸汽，大锅敞着，里面既有黄豆也有花生，都带着秧子，马上就猜出是瑞亭割草时偷来的。此刻谁还管它们什么来路？我一边热情地帮瑞亭往外捞，一边摘一个花生或黄豆吃着。锅台旁有个盛冷水的陶盆，瑞亭说先把花生和黄豆放在里面凉一凉，再吃就不容易烫着。我一听瑞亭就是老手，心想这个伙计是交定了，至少和他在一起隔段时间能解解馋。以后我果然又和他饕餮过几次，自始自终居然没有一点负罪感，真是罪过。

如果说和瑞亭的“偷吃”不能算偷，是无心之过，那么后来和现强哥他们偷紫穗槐条子便是有意为之了。那是我刚高中毕业的那年秋天，东邻居现强哥约我去小汶河南岸铁路上去削点紫穗槐条子编草筐，我明白他说的“削”就是偷，就有点不情愿，没想到我母亲鼓励我，你去吧，跟着你现强哥出不了事，再说咱家的草筐也快坏了。我这是第一次听母亲允许我去偷别人的东西，虽然这个“别人”是集体的，是邻村的。既然母亲也不认为这件事有什么不好，那我就跟着现强哥去削吧。走到小汶河才看到，另有几个人在等着我们，原来是“团伙作案”啊。

小汶河里有水，我们只能从铁路桥一旁的便道上过去。过了桥铁路两边的紫穗槐就属于邻村了，尽管这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由于经常被人惦记，邻村还是安排了一个光棍看护，只是因为他有点瘸，偷条子的人一般都不把他放在眼里。来到现场，我们二话没说就开始“作案”，期间不知谁的镰刀掉地上了，还引起了一阵嬉笑。大约削了十几分钟，远处突然传来几声呵斥，我们立刻意识到“目标”已经被发现，就不约而同地抱起自己削的条子撤退或者说逃跑，由于是“初犯”，没有经验，又有点紧张，我抱着的那捆条子被两丛灌木挡住，怎么也过不去，幸亏现强哥及时提醒，我才把条子竖过来跟上“队伍”。紧跑慢跑地过了桥，大家终于可以舒口气了。这时现强哥一边抽烟，一边把我刚才那幕叙述了一遍，乐得大家前仰后合，而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笑，心想以后再不干这样的事了。

此时正赶上“分队”，原生产队解散，有浑水摸鱼的，也有趁火打劫的，还有明火执仗的，就像后来苏联解体一样“乱”了一阵，但这时父母却告诫我安分守己，千万不要占小便宜。后来“严打”，果然有几个已不是社员的社员被绳之以法，由此我知道父母在大是大非面前还是非常理智和清醒的。

进入社会这个“大染缸”后，我这块“白布”也未能做到洁身自好，虽然没敢以身试法，但不堪之事也行了不少，想起来就让人脸红，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值得欣慰的是，作为一个“罪人”，我有幸获得悔改的机会，并甘心乐意地俯伏在那位自有永有的权杖下安然度日。

岩峰，原名杨岩峰，山东宁阳人。作家，诗人。多年从事报刊编辑工作。迄今已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千余篇（首），并多次获奖。“玫瑰系列”组诗曾在诗坛引起广泛好评，被誉为“玫瑰诗人”。出版有诗集《太阳泪》《野玫瑰》《独对玫瑰》《八月的爱情》《咏叹》《幻影》《挽歌》和散文集《樱桃园》《隔膜》《在信仰的高原》等。作品被收入多种专集和年选。现居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