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传统观念，泾阳县中张镇王浩村并不是我的故乡。我从小在外婆家长大，户口也落在王浩村，我对那里的感情远远胜过故乡。

　　王浩村的来历颇有些传奇。20世纪30年代，有两大家族从湖北郧阳逃难到此，一户姓朱，另一户姓王，之后陆续来了不少户族，也都是从郧阳府来的。直到现在，该村二组本地籍贯的户族只有两家，其他几十户祖籍都是湖北。1947年，泾河涨大水，整个河道淤积成石头滩，滩里的蒿子长得一人多高，人们干脆把这里叫“王家蒿子滩”。新中国成立之初，地方政府确定行政村名称时，延续老百姓的口头叫法，把“王家蒿子滩”简称“王蒿”，取“蒿”的谐音字“浩”，最终确定为“王浩村”。

　　王浩村北部有一棵高大粗壮的百年老榆树，树冠巨大、树叶蓬松。1958年夏至时节，一声惊雷伴着明亮的闪电，从西南天空传来，“咔嚓”劈开老榆树大枝杈，半个树身的厚皮被抓开，留下像是火烧着了的抓痕。几乎同一瞬间，那声惊雷被闪电裹挟坠入老关家窑洞前低洼处，炸开一道口子，呈现出约五平方米大小的水坑。这天象惊着了父老乡亲们。

　　我母亲那年18岁，风停雨住之后从家里出来，向东眺望，看见汩汩水流。走近看，发现一低洼处中心水往上涌，不住地向外喷发，汇成渠向南边那棵老榆树流去。透彻清亮的泉眼，纯洁翻腾的细沙，俯身双手掬一捧涌出的水，入口清甜，沁人心脾，顿觉浑身清爽。这不是泉水吗？分明是神奇的泉水，真是天赐。

　　这汪水泉位于老关家附近，村民们因此习惯把它叫“老关井”。其实，它根本不是人工挖的井；它很浅，浅得能瞅见水下的细沙，并没有井那样的深度。水流出到下游，大妈们、姑娘们端着洗衣盆你来我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即使寒冬腊月天，在冒着温热气的泉水里洗衣裳，丝毫不感觉冰手。那时代，树上纯天然的皂角被砸碎了用来洗衣裳，不污染渠水，流进稻田、灌溉庄稼全然无妨。颇为有趣的是，泉水下游渠底积攒不少皂角核，那核外表透明层软筋，被孩子们捞上来剥开放嘴里嚼，竟然吃得津津有味。

　　水泉往北方向约千米，是龙王庙遗址，往南约千米则是那棵老榆树。水泉、庙址、老榆树，三者共处于南北一条直线上。世上万事万物皆有前因后果，老关井涌出的泉水之所以向南方向流去，是因为它要回归泾河滩。它本来自更远的北面的郑国渠、泾惠渠，渠水灌溉大地，渗入地下后水源丰沛，很容易在南部低洼地区涌出。要问泉眼底下的细沙是怎么来的，我想会不会是千百年间泾河从上游携带而来。如果是，那么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这里可能就是古老而又宽广的河床北岸边界。水泉的水，供村民饮用了18年，1976年秋干涸。这是我一生不能忘怀的泉水，记住它可以化解我多年来的乡愁。

（本文刊发在《西安日报》2023年3月23日第八版）

　　我母亲世代以王浩村为家园；我父亲家族远在闻名遐迩的国际风筝之都山东潍坊。青年时期，父亲到西安工作，和平门内一座四合院是我们最初的家。父亲是有工作、吃“商品粮”的城市人，而母亲则是务农的乡村人。巨大的城乡差别，使得父亲、母亲以及我兄妹4人在那困难年月备受生活煎熬，长年累月盼望团圆。可那泥泞的村路、尘土飞扬的砂石子儿县道，遥远的永乐店火车站，微薄的收入和稀少的交通车辆，使得父亲和我们一年难见几面；即使写封家信，一来一往需要两个星期。

　　20世纪70年代初，母亲在王浩小学缴了报名费，我背着书包开始读书。那五个春秋，是我记忆年轮中最为清晰多彩的时光。那时，家里窑洞窗户顶头，架设了一尺见方的有线喇叭匣子，总是播放县、乡广播站通知，定时转播中央和省级广播电台节目。我最爱听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节目，会在每早6点30分伴随着《歌唱祖国》雄壮的乐声准时开始，播音员的声音令我着迷。当时压根没想到，我的职业生涯竟然与广播喇叭有关。1993年，我进入陕西科技教育广播电台担任节目主持人，工作因采编播合一而压力大，却也促人出成果，最终我成了全台唯一“三连冠”获奖的主持人。

　　童年时，我站在北王浩村崖畔向南远眺，泾河南岸高塬像刀切似的，直直地绵延东西，一眼望不到尽头，河水波光粼粼，雄浑壮阔。泾河南岸那绵延东西的高大太平塬之外是什么样子？我想象着，盼望着将来长大了走出去看看。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再看，那高塬并不是孩提时认为的那样遥不可测，其实顶多20层楼高度，横亘东西长度不过数十公里而已，耐看之处在于土塬被天然垂直切割、高深莫测，时有群雁往来河面、横飞土塬上下，究竟是什么力量造化了土塬的垂直高深？想必是千百年来因泾河激流冲刷所致。

　　星光灿烂之夜，南塬上一片通明，飞机起起落落，头顶上时常可见它们穿梭云天。我期待王浩村的未来……（作者系新西部网副总编辑）